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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乐坛两岸三地音乐的差别, 就像学者、商人与农民间的区别
北
北庭芳
05-09 14:57:41
华语现代流行乐发展至今，差不多有一甲子时光。
从台湾乐坛独领风骚到港台音乐交相辉映，如今内地乐坛已成为华语流行乐最大的市场。
不用深究，从表象就能看出，两岸三地的音乐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是普通话与粤语、闽南语和客家话语言语境的差别，更是三个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
在讨论华语乐坛时，遇到一种怪象：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内地流行乐跟港台乐提鞋都不配，港台的天王天后是正儿八经，内地的天王天后就是“矮子里面挑将军”比较出来的。
今天，就着笔者业余的认知，来分析一下台湾乐、港乐和内地乐的不同。
一句话概括：台湾乐、港乐和内地乐的差别，就像学者、商人与农民的不同。
首先声明，笔者没有对“农民”这个身份有任何轻视，因为笔者是广大农民阶层中处于“贫农”阶段的底层小人物，作为农民群众，笔者一点都不自卑。
一代伟人也曾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音乐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依托“经济”这个基本盘，有的人看现场演唱会，有的人听CD、Walkman，有的人只能通过黑白电视机里的春晚或者村口的广播才能被动地接受到音乐，这样的状况曾存在并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先说台湾乐，如果论听音乐的早晚，作为国际重要港口的香港当然更早；如果讨论华语现代流行乐的发展，台湾无疑要走在前列。
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内地有相当一大批文化人在1949年去往台湾生活，里面包括了许多在音乐、戏曲领域有着相当造诣的专业人才，比如周蓝萍、左宏元、庄奴等。
伴着这一批音乐人，美黛、青山、姚苏蓉、杨小萍甚至后面的邓丽君、凤飞飞、甄妮、黄莺莺等，在西洋歌流行的年代，为亚太地区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国语老情歌，包括当时的香港。
1976年，“淡江运动”让“唱自己的歌”成为一代人的思考，金韵奖和歌林、海山、新歌唱片，李泰祥、杨弦、陶晓清和胡德夫、齐豫、蔡琴、李建复、木吉他，台湾校园民歌，影响了台湾乐的一个时代。
专注于民歌小调的，除了他们，还有费玉清、蔡幸娟、潘越云、黄大成、殷正洋等歌手，和谭轩、梁弘志、马兆骏、陈云山、苏来、靳铁章等音乐创作人。
与此同时，是凤飞飞、陈淑桦、王芷蕾、黄莺莺、萧丽珠等一位位纠结于“转不转型”歌手的彷徨。
虽然台湾民歌的影响力到现在还存在，但随着80年代罗大佑、苏芮“黑色摇滚”的横空出世以及薛岳、李亚明、高明骏等歌手的接力，“Power音乐”在民歌时代杀出一条血路。
只是，还没好好地感受，从民谣时期走来的陈志远、李子恒、李宗盛、李寿全、小虫等音乐人，携手陈淑桦、齐秦、姜育恒、王杰、杜德伟等歌手，将流行风向标转向言情言志言生活的都市情歌系列。
都市情歌到现在还是华语乐坛的主流音乐之一，但在90年代中期都市情歌如日中天之时，王治平、陶喆、小虫和陈淑桦、杜德伟等R&B先锋，已经在探究新音乐的发展了。
这种势头终于在新世纪初蓬勃发展，周王陶林，还有潘玮柏、吴克群、哈狗帮等，将华语流行乐推向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他们引领的潮流，到现在依旧统治着这个时代。
台湾乐，就像是一个有工匠精神的专家学者，或许偶尔会开个小差计较一下名利，但更多时候是在严谨治学，研究新音乐的发展方向。
再说港乐。
香港是个移民城市，人口组成复杂，在上世纪50、60年代，虽然华人占多数，但上层社会的主流还是那些金发碧眼的“家伙”，所以西洋乐是街头巷尾放得声音最响的音乐。
70年代初，许冠杰、顾嘉辉两位巨匠，推动了现代化港乐的进程，罗文、郑少秋、林子祥等人，又丰富了现代港乐的厚度。
作为一个国际经济要地，港乐的发展，不可避免被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牵制，相对台湾，香港的发展更加国际化，港乐的发展也更多元化和商业化。
香港的地域人口比不过台湾，但资本化运作使得港乐的市场也只是比台湾乐略逊一筹。
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以及西洋文化的渗透，港乐在创作能力跟不上市场需求时，选择了向全世界“取经”，先是欧美，接着日韩，跟着台湾和新马，甚至菲律宾与泰国，只要有好的旋律，总是能很快被港乐兼收并蓄。
久而久之，香港的唱片市场好了，香港的歌手名气大了，港乐发展繁荣了，港乐的原创能力却严重不足了，港乐的精神属性也就不纯粹了。
记得一位歌迷说过，台湾乐与港乐的不同，就像小作坊与国际化公司的区别，台湾的音乐从业者，大部分都具备全面的创作能力，能像一位小作坊主一样完成一首音乐从无到有的整个流程。
而在港乐，唱片公司、创作制作人、企划宣发、歌手各司其职，每个单元负责唱片工业的一部分，各个链条衔接有力，整个机器高速快捷运转，歌手只管唱好就行了，他/她不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港乐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一段时间内，它用它擅长的符合当时市场规律的方式，获了名得了利，一时风头无俩。
然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也同样适合乐坛，当音乐的潮流变动后，在对手又能手握新技术又学会了有效的行销方式时，港乐就此一蹶不振，港乐的“生意”不好做了。
在新时代，港乐这个“商人”成了商品的“二道贩子”或者OEM代加工商，分得的只是“残羹冷炙”。
最后来说内地乐。
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两个时代。
在计划经济时代，温饱之余才会有看电影、听音乐等精神文化需求，看集体大电影、听街道村委广播是惯性，跟着喜好听歌才是个性。
在邓丽君的声音被批为“靡靡之音”的时代，内地除了红歌，唱法也只是分出了美声与通俗。
后来，一批家庭较好的年轻人，受到了猫王与甲壳虫乐队的影响，他们按捺不出自己内心的狂热，打造了内地的摇滚。
与其他类型歌曲相比，或许只有在摇滚乐的发展上，内地才没有与港台拉下太多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甚至说能并驾齐驱。
而在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以及台湾乐经香港转内地的输出方式，内地乐坛受到了台湾乐的极大影响，其中齐秦与苏芮，可以说是影响了一大批90、00年代内地乐坛活跃着的大牌歌手。
被港台乐影响是一方面，基于内地文化土壤的音乐创作又是另一方面，其中的“西北风”和打工歌谣，是90年代内地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黄土高坡》到《小芳》、《阿莲》，从《信天游》到《一封家书》、《流浪歌》，从《山沟沟》到《九妹》、《朋友的心》，虽然“土味”十足，但流行才是王道。
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进步，内地乐坛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一批又一批内地歌手在港台乐坛站稳脚跟。
内地的校园民谣，在台湾校园民歌基础上，结合实情，创作出了《白衣飘飘的年代》、《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样优秀的作品。
从《涛声依旧》到《大中国》，从《我不想说》到《执着》，从《快乐老家》到《哭泣的百合花》，内地乐也越来越高级，越来越有“大牌”范儿。
特别是随着香港娱乐圈的没落以及台湾一大批音乐人的淡出，内地乐甚至越来越能与台湾乐掰一掰手腕儿。
当内地的经济高度发展，内地的音乐市场也越来越广阔，内地音乐的元素也越来越多元化，内地的嘻哈乐甚至可以领袖华语乐坛。
这是中国式农民由温饱到注重生活品质提高转变的一个缩影。
而在内地的经济社会高度发展之后，内地乐出现了步港乐后尘的趋势，“农民”的腰包富足了，当然也会想着做生意，转型成为“商人”。
近年来，内资和内娱开始学习90年代的港乐，开始打造“流量歌手”，只是，这种包装与打造有些急功近利，有些揠苗助长，这是笔者隐隐担心的地方。
关于两岸三地音乐的比较，笔者发表了近3000字不成熟的个人看法，希望不要贻笑大方之家，也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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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9 2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