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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歌”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而《何日君再来》就是这样一首长期“禁唱”却经久不衰的“禁歌”。此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前夕,由作曲家刘雪庵在应邀参加同学会时所作,后被填上歌词,作为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并很快在街头巷尾流行起来。它把中国现代史谱写成丰满曲折的另类传奇。有“禁歌之王”一说。
抗战时期,由于《何日君再来》的词曲和当时的大气候不协调,被称为“靡靡之音”而被禁止;而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又被认为是中国的老百姓在等待国军的“军”再来也被禁止;解放后在大陆,这首歌被指为歌曲和大毒草而禁止传播;而在台湾,由于战败当局也在注意歌曲的宣传效应,同样禁止。
被禁由来
七七事变后,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同年11月中旬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大片大片国土数月之间沦丧,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政治军事上的“速败论”、“亡国论”等悲观论调打着不同的幌子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在敌人的铁蹄下忍辱偷生,青春的梦幻,年华的易逝,失落、迷惘、颓废、无望的情绪弥漫在沦陷区,像幽灵一样传播。
舞女在舞厅里唱起的《何日君再来》,则是对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描绘和渲染。于是某些人就此认定此歌乃靡靡之音,是十里洋场糜烂情调的标志。
更多的人认为《何日君再来》中的“君”是中国的抗日军队,是沦陷区人民对中国军队的怀念和呼唤。而同期的国民党当局却认为此歌宣泄不健康的、消极颓废的情调,明令予以查禁。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汉奸歌曲”,粉饰太平,消退国民的爱国抗日精神。
同样在1941年,在中国成名的日本影星李香兰(山口淑子)在其所主演的“大陆三部作”之一《白兰之歌》(粉饰日本侵华政策)以及《患难交响曲》(满洲映画协会出品,日伪掌控)中,也都演唱了这首歌。既然为日本人卖命唱歌的李香兰也喜欢唱《何日君再来》,那这首歌理所当然不是什么好玩意。然而,这首歌在李香兰的演唱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可思议的待遇。“七七事变”前,上海最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其后就是《何日君再来》,无论从时间背景,还是从字面意义,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意思就是何日中国军队再来,李香兰正好穿着一件白色礼服登上了舞台,而舞台恰恰是蓝与红相间的颜色,从而被怀疑可能暗示重庆ZF的“青天白日旗”。再加上歌词的意思是“何日君才能回来”,这就在内容上被看做是在热切地盼望“君”的归来。李香兰因此被警察审问,当然她是日本人,最后也就释放了。
抗战到了末期,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又把这首歌曲篡改,把“何”改为“贺”,把“君”改为“军”,四处播放。消息传送到后方,蒋介石很生气,亲自下令禁止了这首歌。从此《何日君再来》便沉寂了。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刘雪庵被拉了出来,说他写的音乐颓废、反动、没有意义,特别是《何日君再来》被一些有心人借题发挥,骂得体无完肤。红卫兵甚至逼刘雪庵承认,当年“七七事变”刚过,刘就迫不急待把这首歌交由电影公司发表,用意十分明显,这个“君”(军)指的就是“日本皇军”,是标准的大卖国贼行径。在这种指控下,作曲家纵有再高的才华,也难为自己辩解。
红卫兵给刘雪庵扣上大汉奸的帽子后,接著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与羞辱虐待。刘雪庵的太太乔景云眼见先生快被活活打死了,於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护著先生。打红了眼的红卫兵于是回头殴打乔景云,又踢又踹,直到她大量出血还不肯罢手。
乔景云在那场批斗后不久即撒手西归,刘雪庵则被送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后来又被调回他任教的北京艺术学校,继续进行劳改。他在学校里扫厕所、清除垃圾,整天戴著帽子低著头,默默工作著,失掉一切人性的尊严;他不敢跟别人打招呼,别人也害怕地躲著他。直到共产党三中全会后,刘雪庵才获得平反。 1986年,刘雪庵默默告别人世,他创作的那些经典歌曲,在他死后仍不停地在人间传唱。
重见光明
由于抗战时蒋委员长的禁令未解,《何日君再来》在台湾也一直被列为禁歌,但由于时日久远,一般人都不知道禁唱的理由,当然也少有人演唱。民国55年,香港邵氏公司在不知道台湾有禁令、也不知道刘雪庵正被**批斗的情况下,拍了一部与《何日君再来》同名的电影,影片中重新诠释此曲,居然侥幸过关,没有遭禁;甚至林黛的遗作《蓝与黑》将此曲纳入,也未闻有关人员处理。
民国68年,歌曲的禁令逐渐松绑,邓丽君此时又将《何日君再来》重新整编,这首歌才得以重见光明;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这首歌又“反攻”回去,在大陆各地广为流行。
未料不久,《何日君再来》又遭到**禁唱,理由是此处的“君”乃暗指国民ZF,意在挑动大陆人民期待国民党来解救他们!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一首看似简单的流行歌曲,竟然被冤枉牵连,扯出这么多风波,也可见政治挂帅的独裁的可怕。
邓丽君版的《何日君再来》,与正版有很大的不同;邓版撷取歌词中的第一段与第四段,省略了二、三两段,有人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原曲太长,歌词不容易记,有些也不知所云,如第二段的“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又有“逍遥时中有,春宵飘吾栽”,意指为何?令人瞠目以对。其次,现代人生活忙碌,不耐烦“王昭君”式的大段唱腔,邓丽君改的正是时候,唱起来轻松,没了负担,因此广受欢迎。一首好曲子,终于得以传唱不辍,有了令人欣慰的好结果。
何日君再来...
禁歌解读延伸
在台湾解严时代,歌星欧阳菲菲所唱的《热情的沙漠》同是禁歌;台语歌《烧肉粽》也一度列为禁歌。很多歌曲都被赋予政治含义或者以其他各种理由而被禁。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当时ZF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从1979年到1987年12月,一共审查了320期,受审的歌曲超过两万首,而没有通过的歌曲占了1/6,并有930余首歌曲遭禁唱。
当年在戒严时代被禁的歌曲,理由不一而足,像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或是为匪宣传、蕴含政治暗示等,只要被冠上任何一个原因,就难以再见天日。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歌星欧阳菲菲所唱的《热情的沙漠》,大家耳熟能详,但在戒严时代,这首歌可是禁歌。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因为ZF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而邓丽君红遍两岸的《何日君再来》,则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的到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同样被禁;台语歌《烧肉粽》的歌词被认为暗指ZF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也一度列为禁歌。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语歌星文夏,共有99首歌被禁,包括《妈妈我也真勇健》,以及被列为党外五大精神歌曲的《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等。原本这些歌曲都是反映农村青年到城市奋斗的思乡之情,却被当局认为“不健康”而禁播。其中《妈妈请你也保重》一曲,被认为在军中想妈妈会“怀忧丧志”而遭禁。
即使经过多年,文夏回忆起当时仍然相当愤慨,至今仍无法原谅当时的国民党ZF。他说,当时只要歌曲太流行,或是改编自日本的歌都会被禁,反正不需要理由,而且台语歌被禁的最多,“因为要让外省人多赚多一点”。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台语歌曲,像《烧肉粽》、《四季红》、《补破网》等都曾被列为禁歌。其中,《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因为有关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无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同样原因被禁的还有《收酒矸》、《天黑黑》等歌曲。
流行歌曲当时也被禁的很多,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代表大陆,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28年前也是禁歌,理由是主题意识不明显;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歌词原本为“台北不是我的家”,被迫改成“这里不是我的家”。
至于五六年级生朗朗上口的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也因为小毛被联想到,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的哥哥。
除了大量的歌曲遭禁之外,1950年的一纸戒严令,也让台湾的学术界,进入了将近四十年的黑暗期,凡是大陆出版品、台独或是批评执政党等书籍,皆被列为禁书。在那个充满禁忌的时代,言论自由受到种种限制,经常无预警或没有正当理由就查禁报刊杂志、图书,甚至入创作者于罪,让文化界人人自危,担心文字狱加身。
作家李敖、金庸、柏杨和许多过去的党外运动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遭禁。例如:1960年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被勒令停刊,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十余册书被警总查禁;60年代柏杨所出的十余本以“集”为名之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等,还有陈水扁的《党外之路》及《彭明敏回忆录》,都在警总查禁之列。
另外涉及“诲淫”的著作,如郭良蕙的《心锁》等言情小说,也因查禁尺度问题而曾于媒体喧腾一时。琼瑶的《窗外》一书,也因为涉及婚外情的议题遭禁,另外像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禁,理由更是荒谬,只因为发音类似,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这些被查禁的书籍,不是遭到焚毁,就是列册列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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