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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
美妙的音乐总是令人魂牵梦绕的，人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很难想象我们的电影、电视、广播里，倘若没有了音乐，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但是诚如任何东西过了头，便会走向其反面一样，再动听的音乐如果不分场合、环境、心致和音量控制而任其响闹个不停，便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这里我引用《大家知识随笔-中国卷》中的一篇文章，来证明这个观点的不无道理。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 余光中
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计程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
一位音乐家面对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其实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高低，有些人听“音响”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计程车内空间闭塞而小，哪用如此锣鼓喧天?再者，音乐并非空气，不像呼吸那样分秒必需。难道每坐一次计程车都要给强迫听一次音乐吗?终日弦乐不辍的人，未必真正爱好音乐。
在台湾，到处都是“音乐”，到处都是“爱好音乐”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乐界的朋友了。我不懂乐理却爱音乐，并自信有两只敏感的耳朵，对于不够格的音乐说得上“嫉恶如仇”。在台湾，每出一次门——有时甚至不必出门——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几乎对一切音乐都心存恐惧。上帝造人，在自卫系统上颇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听的声音却无法有效地塞耳。像我这种徒慕音乐的外行，都已觉得五音乱耳无所逃遁，音乐家怎么还活得下去，真是奇迹。
凡我去过的地方，要数台湾的计程车最热闹了，两只音响喇叭偏偏对准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还强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车上一辈子，算了。最近，受拒吸二手烟运动的鼓励，我也推行起拒听二手曲运动，干脆请司机关掉音乐。二手曲令人烦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碍乘客之间的对话，故有拒听之必要。
在欧美与日本，计程车上皆不放音乐，火车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车旅行过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西德、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火车上的扩音器只用来播报站名，却与音乐无关。不知何缘故，台湾的火车上总爱供应音乐。时而国乐，时而西方的轻音乐，时而台湾特产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质的鸡尾酒。论音量，虽然不算喧吵，却也不让人耳根清静，无法安心睡觉或思考。
听说有一次夏志清和无名氏在“自强”号上交谈，夏志清嫌音乐扰人，请车长小姐调低，她正忙于事而未加理会。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申前请。音乐终于调低，两位作家欣然重拾论题。但是不久音乐嘈嘈再起，夏志清便对无名氏说：“这次轮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来奇行妙论，但有没有奇到为音乐下跪却值得怀疑。也许当时他只是对车长小姐说：“你再不关音乐，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过音乐逼人之急，可以想见。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无稽。台湾的火车上，一方面播请乘客约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哗，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自播音乐，实在矛盾。我在火车上总是尽量容忍，用软纸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绝。最近忍无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烟的精神下，向列车长送上请求的字条，字条是这样写的：
列车长先生：从高雄到嘉义，车上一直在播音乐，令我无法入梦或思考。不知能否将音量调低，让乘客的耳朵有机会休息? 三分钟后，音乐整个关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静的幸福，直到台北。我那字条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强号关掉音乐，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还是由于列车长有纳言的精神。感谢之余，我仍希望铁路局能考虑废掉车上的播乐，免得每次把这件事个别处理。要是有人以为火车的乘客少不了音乐，那么为什么长途飞行的乘客，关在机舱内十几个小时，并不要求播放音乐呢?
要是有人以为我讨厌音乐，就大大误会了。相反地，我是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恢宏，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乐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则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更是对人的一种无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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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7 16:32
楼主
